「英国王朝志」斯图亚特王朝(十二):玛丽二世2

于是乎,威廉着手西征英伦并且发布声明,称詹姆斯的新生儿是“造假的威尔士亲王(从别家抱来的男婴)”。他同时列出了詹姆斯二世及七世一长串的罪名(主要是意图毁弃新教、恢复天主教),宣告自己来到英伦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成立“自由且合法的议会”。威廉把玛丽留在荷兰后,在10月带领2.1万的精锐荷兰军出征。虽然船舰一度被风暴吹回荷兰,但他的部队最终仍在1688年的11月5日登陆英格兰。对国王离心离德的英伦陆海军,立刻倒戈投向威廉(包含三万詹姆斯军的主帅约翰·丘吉尔)。詹姆斯国王见大势已去,在12月11日策划逃亡外国,结果被抓回伦敦。他在计划第二次逃亡时,鉴于詹姆斯已成为烫手山芋,威廉决定撤走卫兵,任其离去。于是老国王在12月23日逃亡成功,永远地离开英格兰(1701年死在保护他的法国)。

不管是推翻父亲的王位,还是周遭的局势变化,都让玛丽心痛如绞。她夹在两种对立的情感中(孝顺父亲与服从丈夫),不但心灵被撕成两半,更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虽然丈夫赶跑父亲让她心痛,但她相信这是迫不得已的变通办法:当英格兰的(新教)信仰遭遇到父亲带来的(天主教)危机,那么就必须用非常手段来“拯救(英格兰的)教会与国家”(光荣革命)。玛丽在1689年元旦后登陆英伦时写道,回到母国让她“私下非常快乐”,“但很快让我想到代价是父亲的不幸”。玛丽在伦敦举行入城典礼时,威廉要求她展现愉快的笑容以庆祝革命的大获全胜,因此玛丽用笑容回应热情的群众。一些人(约翰·艾伏林(英语:John Evelyn)和萨拉·丘吉尔(英语:Sarah Churchill))针对她的态度,批评玛丽为凉薄的不孝女,居然漠视父亲的悲剧;而詹姆斯逃亡到法国后,也写信责骂她的不孝。种种一切,都成了玛丽心中永远的痛——想不到虔信上帝的自己,竟然得违背圣经中“敬爱父亲”的训诫。

在1689年1月,奥兰治的威廉召开临时议会(英语:Convention Parliament (1689)),讨论废黜詹姆斯二世及七世之后的相关行动。以丹比勋爵为首的托利党认为,尽管荷兰人威廉拥有部分的英伦王室血统,却非合法顺位的继承人。因此托利党主张按照王家惯例,应由玛丽成为唯一的女王(意味着威廉三世不得为国王,只能以王夫摄政);然而,威廉与他的支持者(辉格党为主)则坚持认为,丈夫不应臣属于妻子,威廉应该以响亮的国王名号来统治英伦,而不是以王夫的虚弱头衔来摄政。因为玛丽不希望成为唯一的女王,并相信妇女应该“让丈夫出面并顺从丈夫”,所以她坚持让威廉加冕为共治的国王;她说:“我认为我的使命并不是去主导王国的政务,而且我希望能有一个宁静的主妇生活。”结果,因为玛丽的执意要求,以及威廉的荷兰军队当后盾,临时议会认可他为共治的英伦国王。

在1689年2月13日,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该法案将流亡的詹姆斯二世(1688年12月11日出逃)视作是自动退位,王位因此自动空缺。议会宣布王位由玛丽与威廉共同继承(而非詹姆斯刚出生的幼子詹姆斯·爱德华),夫妻两人将成为共享主权的共治君王。在此之前,英格兰夫妻双王共治的先例只有一次,那是16世纪中期玛丽一世与西班牙的费利佩结婚之后,议会同意费利佩享有英王的头衔。但名号只限于妻子玛丽一世在世之时,而且对他的权力全面限制,以避免费利佩为了西班牙的利益而损害英格兰。然而,威廉的待遇和西班牙的费利佩完全不同,不但他的王位将会持续到妻子女王过世之后,议会更同意“奥兰治亲王将以国王与女王的共同名义,行使唯一且全面的最高权力。”这项法案后来进一步扩大,排除了詹姆斯后代的王位继承权(安妮公主除外),并且排除所有天主教徒的王位继承权,理由是“根据历史经验,被教宗控制的君王必然会危害这个新教王国的安全与幸福。”

在1689年4月11日,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于西敏寺为威廉和玛丽共同加冕。按以往的惯例来说,为他们加冕的应该是坎特伯里大主教,然而,当时的坎特伯里大主教威廉·萨克罗夫特虽然反对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却拒不承认废黜詹姆斯二世为合法有效的行为,因此玛丽夫妻的加冕改由伦敦主教执行。不过,威廉和玛丽都不喜欢这场加冕礼;玛丽认为这“非常奢侈”,威廉则贬称它为“天主教式的”。就在同一天,对于加冕问题一直是意见分歧、争吵不断的——苏格兰议会——终于宣布詹姆斯不再是苏格兰国王,并声言“没有天主教徒能在苏格兰王国里做国王或女王”,威廉和玛丽将为共治君主,而威廉将行使唯一且全面的最高权力。在4月11日,威廉和玛丽正式接受了苏格兰王冠。

然而,即使到了苏格兰议会正式宣布威廉和玛丽为国王和女王之后,詹姆斯在苏格兰仍有大量的支持者。詹姆斯的忠实支持者邓迪子爵(英语:John Graham, 1st Viscount Dundee)在苏格兰高地起兵叛乱,7月27日,他率领的叛军在基利克兰基(英语:Battle of Killiecrankie)大败英军,让英军输得心服口服。不过,邓迪叛军因这场战争损失惨重,再加上邓迪子爵在这场战役一开始就受了致命伤死去,给威廉一个机会去消除这唯一且有力的抵抗,叛军很快在下个月的邓凯尔德战役(英语:Battle of Dunkeld)被击溃。

1689年12月,议会通过了英格兰历史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这个措施重申并确认了几个早前的权利宣言——建立了限制王权的制度;它公开声明,凡未经议会同意,禁止以国王的权威暂停议会通过的法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禁止侵犯申诉权(英语:Right_to_petition),在和平时期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募常备军,不可否认新教徒合法备置武器的权利,不得过度干涉议会选举,禁止因辩论中的某些发言而惩罚议会中的任何议员,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或者造成残酷或不寻常的惩罚。《权利法案》还确定了王位的继承。威廉三世及二世或玛丽二世其中一人逝世后,另一人继续统治。按照顺序,继承人将是这对夫妻的任何一个孩子,紧接其后的是玛丽的妹妹安妮和她的孩子;若安妮无后而逝,最后才会让威廉(假如)再娶所生的孩子继承王位。

从1690年开始,威廉为了应付战事,常在每年的春季到秋季离开英格兰。1690年他于爱尔兰和詹姆斯党作战时,玛丽便在枢密院九人团队的辅弻下治理国政。她对掌控权力并不热衷,反而觉得自己“被迫与挚爱的丈夫分离,还要和一堆疏离的陌生人(指枢密院成员)勉强共事”,她更自嘲自己“回头向家人寻求安慰与体贴时,身旁却只有一个枯燥无趣的妹妹(指安妮公主),真是愁闷烦琐、百无聊赖”(玛丽好动饶舌,安妮好静嗜吃,姊妹个性完全相反)。当时安妮公主曾因财务分配问题而与威廉和玛丽发生争吵,再加上安妮觉得身为荷兰人的姐夫威廉三世不应享有英王的权位便处处与其作对,导致了姊妹俩的感情恶化。当1692年苏格兰高地发生伦科大屠杀(英语:massacre of Glencoe)时,“使玛丽受到了惊吓”。虽然她“极力去挽回威廉国王的名声”,但是成果极其有限,北苏格兰人仍把新国王威廉看作是残酷暴虐的屠夫。

威廉在1692年彻底平定了爱尔兰的詹姆斯党动乱后,继续在海外领导反法的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主战场是西属尼德兰)。玛丽当丈夫不在国内的时候,会在丈夫的顾问不可靠时自行作主;而当丈夫回到英格兰时,她就极力避免干涉政务。这样的作风正如同她在宣言和首肯《权利法案》时的那样,完整地表达她对权力可有可无的态度。出人意料的是,当她舅舅亨利·海德(英语:Henry Hyde, 2nd Earl of Clarendon)(曾支持光荣革命)参与复辟詹姆斯的计划时,她立刻下令逮捕一干人犯,证明她是个坚强有力的统治者。然而,当玛丽果断地在1692年1月撤销颇具势力的枢密院成员约翰·丘吉尔(同样涉嫌支持詹姆斯二世,但证据不明确)的职务时,反而降低了她原本的高支持度,并进一步伤害了她与妹妹安妮的关系(安妮深受丘吉尔夫人萨拉的影响操控,是丘吉尔的强力靠山)。

于是乎,安妮让萨拉陪同她一起在宫廷中亮相,表达出支持丘吉尔、为撤职蒙羞大表不平的抗议态度;这让玛丽愤怒地敕令安妮解雇萨拉,并把萨拉赶出王宫。(但安妮拒受敕令,气愤地搬离王宫、远离权力中心)四月时,玛丽因生病发烧而被迫缺席礼拜日的宗教活动,对虔诚的玛丽来说,这是十二年来的第一次缺席。而病情也使她未能在安妮难产时给予探视关怀。当玛丽康复之后,安妮的麟儿已在临盆不久后夭折;玛丽虽然探望了安妮,但没有给予体贴入微的安慰,而是趁机痛斥她和萨拉的友谊。之后这对姊妹再未见过对方。在5月4日,约翰·丘吉尔因叛国的新事证而被捕下狱,但一个月后因为控告者揭露为冒名人士而被无罪释放。此时,当初指控詹姆斯幼子为抱来的传闻逐渐破解,越来越多人认知到詹姆斯·爱德华确实是正统的王子;而玛丽亦体悟到光荣革命的不合法与违背良知,因此在日记里感伤地纪录说,她与妹妹的裂痕是上帝给予的惩罚,是“不道德”革命所铸成的罪孽。(玛丽等于是抢夺了弟弟合法的王位继承权)

玛丽非常虔诚,一天至少要祷告两次。她所颁行的政令大多是打击违反宗教禁令的放荡、饮食享乐和卖淫等的;她以自身品行作出良好表率,改善了1660年代以来的不良风俗。她也经常参与圣公会的事务——所有神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经由她手,这是因为丈夫威廉信仰喀尔文教派,不适于领导英格兰国教。尽管如此,但威廉仍插手重要的教职任命,譬如当坎特伯里大主教约翰·提洛逊(英语:John Tillotson)在1694年12月过世后,玛丽想要任命伍斯特主教爱德华·史提林福利(英语:Edward Stillingfleet)接替,但威廉否决了她的意见,玛丽只好顺从威廉的主张,改让林肯主教汤玛斯·汤尼森(英语:Thomas Tenison)担任坎特伯里大主教。

玛丽的体型高挑(180公分)而健康,她可以每天都在白厅宫和肯辛顿宫间往返办公。然而,她却在1694年末染上了天花。她在染病后为预防天花的感染范围进一步扩大而遣走了从未感染过天花的宫廷人员。当时再度怀孕的安妮听闻消息后,写信给玛丽说,为了见姐姐一面,她愿意冒任何风险;但是玛丽身边的第一女官德比伯爵夫人却未递交此信给玛丽。在12月28日过完午夜的凌晨时刻,玛丽病逝于肯辛顿宫。对玛丽依赖甚深的威廉国王为此痛不欲生;他对王家牧师吉尔伯·伯纳(一直备受威廉夫妇的信任)说,他原本是“最幸福的人”,现在却变成了“地球上最悲惨的生物”。

尽管詹姆斯党认为玛丽之死是她触犯圣经十诫中“孝敬父母”的报应,但她仍普遍地被不列颠人哀悼怀念。由于适值寒冷的冬天,泰晤士河的河面冰封,玛丽的遗体被放置在白厅宫内的国宴厅供民众瞻仰。1695年3月5日,她被安葬于西敏寺。她的葬礼首创先例,是第一次议会大厦的所有王家成员都有出席的葬礼。在葬礼上,作曲家亨利·普赛尔受命谱写了《玛丽女王的送葬乐(英语:Music for the Funeral of Queen Mary)》。

1693年,玛丽颁发王家给北美弗吉尼亚州的威廉与玛丽学院,使之成为北美十三州的第二个大学;她也支持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布雷(英语:Thomas Bray)(1698年创立促进基督知识团(英语: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在北美宣教,并协助成立格林威治医院(英语:Greenwich Hospital, London)以让那些参与拉和岬海战(英语:battleof la Hogue)(1692年)的伤兵与船员获得照料。她在黑卢宫与汉普顿宫的花园设计上广受好评,并且让青花瓷与饲养金鱼成为流行。

詹姆斯党宣传玛丽是一个只顾自己与丈夫利益的不孝女,因此冷血无情地推翻了她的父亲。在两夫妻的统治初期,玛丽经常被认为受到丈夫完全的操控;等到威廉离英作战而她必须独自统治时,才开始被肯定为有能力而且自信的君王。桂冠诗人纳亨·泰特(英语:Nahum Tate)1692年在《给女士的礼物》(A Present for the Ladies)中把她比拟为“贤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的端庄稳重和内向羞怯,在文学作品中也颇受赞誉,像是威廉·瓦许(英语:William Walsh (poet))在1691年所作的《关于女性的一段对话》(A Dialogue Concerning Women),就把她比喻为罗马共和的英雄辛辛纳图斯(临危受命的罗马将军,在获得伟大胜利之后却毅然放弃无上权力,回家务农)。

玛丽在过世的前一周处理掉了她所有的私人文件,因此也烧掉了一些档案,但是她的日记以及写给威廉与弗兰西丝·阿斯普利(早年的手帕交)的信却留下来了。虽然詹姆斯党极力谴责她,不过她的性格仍然流传了下来。大多数的人民把她看作是一个忠实顺服的好妻子:虽然在不情愿之下掌控至高权力,但却能在必要时刻以相当的能力良好地行使大权,然后心甘情愿地转让权力给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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